在回忆录送到那天，97岁的刘殿卿郑重地穿上了军装，向来人敬了一个军礼。封皮上印有刘殿卿身着军装的侧影，书有“革命之路，百年风雨”八个大字。这本没有书号，也没有定价的非正规出版物，让刘殿卿泪眼婆娑。女儿刘友珍记得，他坐在院子里，捧着回忆录来来回回翻看，口中喃喃自语：“能借这本书写写我这一生，我是高兴得（流泪）。”
出生于饥寒交迫的年代，籍贯河南的刘殿卿曾两度入伍，后半生在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度过。刘友珍知道父亲的故事里没有战火纷飞的英勇，但她好奇始终不改乡音的父亲曾经历过什么，珍惜父亲人生褶皱里埋藏的细节。
“私人订制回忆录，一本赚6万”“为老人代写回忆录，年入6位数”，今年以来，为老人代写回忆录的经验分享帖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流行开来。根据传主的支付能力，回忆录的体量可大可小，但基本在3万字以上。按照每万字5000元到6000元的收费标准，一部回忆录的价格在1万元到8万元之间。
在刚刚萌发的市场中，能够提供这种新兴服务的主体是多样的，有初具规模的公司，也有员工人数在10人以内的工作室和小团队，还有焦急寻找副业或经济来源的兼职写手、自由职业者。
截至2023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96亿人，占总人口的21.1％。随着“银发经济”的兴起，代写回忆录能成为新风口吗？
图/视觉中国
记忆留存
直到爷爷奶奶或者父母去世了，才感到对他们的了解太少，后悔没有把他们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几乎所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从业者，都会提到这样的遗憾。
这通常也是从业者入行的起点。家里的老人突然重病，人生开始倒计时，想找人抢救性地留存他的记忆，四处寻找有写作能力的人帮忙代录，文采不重要，字句通顺就行。近水楼台，身边那个最喜欢写作的朋友和同学往往成为代笔人。
36岁的丁满就是因为帮朋友“救火”，才入了行。他在2015年硕士毕业寻找创业项目时，就注意到美国有一家专门提供回忆录代写服务的平台，为客户和不同等级的作者撮合交易，一次代写服务的报价大约折合人民币3万元。
不过，丁满亲身感受到国内的需求萌发是在2021年。那两年，目睹一些老人骤然离世，子女和孙辈感到紧迫，才付诸行动。
比后辈更常见的委托人是老人自己。活跃在抖音上的写手韩萌，就是从老人身上捕捉到了需求。那是一年国庆节，韩萌受单位指派采访一位退休干部。韩萌的任务是了解老人对单位的贡献，但老人更想从青年甚至童年埋下的种子聊起。韩萌意识到，老人的一生经历了大时代的波澜，他的故事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当有人愿意倾听时，他乐意回溯总结，给自己一个交代。
“一个人在单位工作的经历，要放进他个人历史中来理解。”公众史学研究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陈新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任职期间，他曾受学校委托，抢救性挖掘85岁以上的老教授在校任职期间的事迹，以弥补校史文献的不足。然而，陈新很快发现，如果只是关心老人与工作单位的关系，很难与老人建立信任。研究中心采访了几十位老教授，最终为每位老人都做了一本口述史。
丁满有意识地给委托他写作的老人作了分类。有的老人快退休了，知道单位要为他办一场欢送典礼，就想找人记录自己的一生，把回忆录作为资料保存在单位；还有的老人是为了增进儿女、子孙对自己的了解，以丁满在北京的房东为例，两位老人是北京一所高校的退休教授，孙辈出生、成长在海外，与老人交往甚少，老人希望孩子们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是怎样的人，便请丁满将他们一生的经历写成了20万字的回忆录。
事实上，这些主动找来的老年委托人都很类似。他们多是因为自身阅历丰富，能深刻洞察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的关系，到了一定年龄，工作节奏放缓，便开始渴望借助回忆录、家史的写作，回溯整个家族的来处，并把这些传承下去。
长期存在的需求
老年人自己记录或请人代录回忆并非新鲜事，陈新将它视为个人史写作，囊括进公众史学的范畴。据陈新介绍，早在10年前，国内就有一批学者和研究机构以非营利的方式推动包括老年回忆录在内的个人史写作。
陈新说，为知名学人、政治人物写史的做法从未中断，因为参与过历史大事件、决定性时刻的重要人物深刻影响了普通人的命运，这样的写作也自然拥有广泛的受众。但普通人有能力和意识来回顾自己的历史，是近几年的新趋势。
“学界认为，互联网、新媒体降低了记录和传播的成本，所以个人写作会迎来爆发期。如果自己不能写，可以录音；如果有点经济基础，可以请人代写。”陈新说。
据陈新观察，老年人请人代写回忆录，最大的价值诉求并非向社会索取更大的承认，更多的是希望写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传承也好，激励也好，是把我们这个家庭和自我作为中心来谈的，凝聚家庭认同，融合几代人的关系，这是最大的现实价值。这种小历史的写作，对个体、亲人的价值可能要远远超过宏大叙事。”
而代写市场真正萌发，是因为老龄社会的到来。朱子一拥有一家初具规模的代写机构，进入老龄产业时，相比需要重人力投入的回忆录代写项目，他更青睐线上赛道，押注一个专做老年旗袍秀的项目。但2020年线下活动骤停，他不得已转向回忆录代写，却意外在启动当年就实现盈利。
近两年，寻求就业新出口的年轻人，也是这一行业兴起的另一股推力。据一家代写机构的联合创始人韩馨儿观察，这两年找她合作的博主，有不少都是从教培行业转型到自媒体但并不成功，几经辗转，才选择了代写回忆录的赛道。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除了占据名人和企业家传记赛道的头部作家，老年人回忆录市场的服务供给非常分散，从业者多是入行半年到三年不等的年轻人，以兼职代写为主，客源和产出都非常有限。以丁满为例，兼职代写三年，他写了六本回忆录。
韩萌告诉记者，目前回忆录出品没有标准可言。从业者的能力、审美差异很大，通过平台晒出的回忆录包装品质也千差万别。更难把控的是文本质量。通过比对从业者提供的回忆录文本，《中国新闻周刊》发现，一些回忆录偏重抒情胜于事实，将传主的个人经历传奇化，也有一些回忆录会更注重事实核查，力求将传主的口述与档案、公开历史资料互相印证，形成真实、可靠、准确的叙述。
“市场已经分层。有的团队有能力在高端客户群体中拓展客源，他们的用户更注重传记作为家族历史资料的价值，强调真实性、传承性和可读性。而有的团队则往下沉市场拓展，他们更看重回忆录的包装，对文字的要求不一定很高。不同的客群对情绪价值、仪式感的理解也不一样。”一位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个人史，首先要满足传主的个人需求。在这个基础之上，到了家庭层面，他希望孩子看了以后，对家史或者对自己更认可。最后才要考量对更大社会范围的影响。”陈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专业化难题
从业者比媒体和公众更早感知到新风口的到来。韩馨儿说，早在2022年，各方就已盯准这门新生意，她担任联合创始人的代写机构，寻求合作的来访者络绎不绝。
“想转型的媒体或自媒体人、丧葬拍摄公司、国学爱好者、设立在保险公司或律所的家族办公室、AI公司”，韩馨儿分类罗列来访者。
大家都想进入新赛道分一杯羹，只是切入点各有不同。在渠道和内容这两个传统盈利点之外，AI公司是更新潮的玩家。一方面，AI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另一方面，这类公司也希望借回忆录撰写团队的渠道，进入家庭，尝试为年迈或已故老人制作“数字分身”。
在一个仍待拓荒的新兴市场，关注和资源倏忽而至，从业者一边乐观，一边谨慎。来访的自媒体想做渠道，从韩馨儿这里拿走作品，为自己宣传、引流，韩馨儿也不在意，“我们判断前景很开阔”，在市场萌芽阶段，与其担忧竞争，不如壮大行业。
不过，代写回忆录赛道的商业化本身还面临重重困难，最大痛点来自获客。“老人也好，子女也好，他们的投资总是面向未来的，钱要花在下一代身上。”多位受访者告诉说，与养老机构在国内的处境类似，作为客单价高达数万元的产品，无论是老人还是其子女，付费意愿都不强。
团队成立6年，赵宇希已经将定价从3万元到10万元，降至1万元到3万元。而朱子一则坚持把2.8万元的最低报价控制在成本线附近，以满足普通家庭的需求。
丁满的抖音号上，总是有全国各地的老人主动咨询，但如何将咨询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客单，丁满坦言自己“始终没有跑通”。
创业初期，朱子一曾去养老机构、协会、展会演讲，但老年人无动于衷。“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通常都比较低，他不觉得自己的一生有什么值得写的，也不愿意花这笔钱。”后来，朱子一调整了思路，转为吸引子女下单。
市场分层的情况下，回忆录的生产思路也开始分化。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高端客群，付费能力、意愿更高，对专业化的要求也更高。服务这个客群的团队会投入大量资源，将回忆录制作得无限接近公开出版物。
“真实性和可读性是委托人最核心的要求，道理很简单，这是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没必要撒谎，也没必要故弄玄虚，还要子孙愿意捧起来读，不然就失去了传承的价值。”朱子一解释。
而一旦代写回忆录变成一门生意，从业者如何专业化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你的写作应该有更多文献支撑，就像历史学的专业技术一样，要知道怎么找到那些文献。或者当传主记忆模糊无法有效讲述时，作者应该如何处理才能在真实性和可读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陈新说。
陈新曾经设想过，大量的普通人拿起笔后，学者可以适时进入，从方法论、规范方法等方面对其进行指导。但如今，他认为培训的力量也应该从市场中产生，由更有传记采访写作经验的从业者承担。
“国外有一种口述历史师的资格证，它是公司而非政府机构提供的认证，通过这种方式将这个领域的专业化体系建立起来，因为既然是为社会提供服务，服务就要到位，你就需要相应的丰富的技术训练。”陈新认为，未来代写行业需要的专业训练还应包括社会心理学、数字人文、媒体剪辑等方方面面。
“因为你能够做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文本，还可以拍一个纪录片，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很丰富的文化市场。”陈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回忆录代写赛道真的是“银发经济”新风口吗？接受媒体采访时，赵宇希曾描述过这个行业的未来：“退休后写回忆录，就像结婚时拍婚纱照一样自然。”
在市场站稳脚跟后，韩馨儿所在机构接到的委托需求很快超出了生产能力。在韩馨儿看来，无论怎样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代写回忆录的标准化程度都很难与快消品媲美。再加上个体经历和记忆本就是个性化的，说它千人千面并不为过，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行业甚至是反规模的。
在愿景面前，丁满也颇为纠结：“即便市场还需要培育，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我还是很有动力。但客观上获客很难，想提高客单价，开拓高端客户，并不仅仅是渠道的问题，他们对你这个人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都有要求。而做普通用户，万字3000元，跟我的主业相比，投入产出比很低。先观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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